【与改革开放同行（5）】那时的图书馆

那时的图书馆
    

    1978年10月份，我从中文科教学岗位奉调至图书馆，1979年开始主持图书馆馆务。当时人民路128号师专南院校门左侧的求是楼底层是图书馆，那时的图书馆馆舍简陋，人员无几，工作繁重，辛苦备至。图书只有数万册，书库仅二三个教室，全部实行闭架借阅。学生每人每次限借三册。借书处设在书库的一个露天窗口，外面垫一块大石头就当作出纳口，碰到下雨天借书还要撑把伞，书库的上面还是学生宿舍。一天，有一位同学正在借书，突然间楼上倒下一盆水，将下面的同学淋了个满头满脸。借书的同学很老实，朝上看看也没出声。这个场景刚好被我看到，我直奔二楼，狠狠批评了倒水的同学，那位同学知道自己犯了错，也没有申辩。现在想想，虽然这位同学有点鲁莽，但当时如此简陋的条件，对他也不能有太多的责备。

    学校初创时期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。到80年代初，虽然求是楼全部作了图书馆，但这幢楼本身面积不大，楼下都作了书库，二楼安排了采编等业务工作用房以外，设立了教师阅览室，却解决不了学生阅览室的问题。因此，在1992年第一次新馆建成以前，学生阅览室腾挪是最频繁的。先后在南院教学楼302大教室、北院小礼堂 （行政办公楼）和红楼 （总务处和青年教工宿舍）楼下分别作过学生阅览室。1983年，北院新建食堂落成，原设计楼上是用作大礼堂的，前有舞台，后有放映室，还购置了电影放映机，地面上有三个大台阶，是用来安装座位的。由于学生阅览室适应不了逐年递增的学生数量，于是学校决定暂停礼堂功能，先作阅览室之用。当时的教师阅览室就安排在舞台上，台下的第一个平面作合刊书库，后面的三个台阶是学生阅览室，面积有350多平米，200多个座位，使阅览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。即便如此，在一次复习考试以前，还是被争抢座位的同学挤破了玻璃大门。其间，因合刊书库承载超出了原建筑的楼面设计荷载标准，曾遭到建筑单位的警告，又不得不将部分合刊下架、打包，存放别处。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92年第一次新馆建成。

    学校恢复重建的前三年，图书馆才七、八个工作人员，不仅工作条件艰苦，而且任务繁重，那时即便是每周工作六天，但还是不够用。一个人往往需要顶二三个人的岗位。我在馆务以外曾兼任图书采购工作，预定的图书隔几天要去新华书店结账，然后自己把书拉回来，馆里同志一听到楼下三轮车的刹车声，都会纷纷出来帮忙，将一包包书搬运上楼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踩三轮车。满满的一车书，从书店拉到学校，即使是冬天，汗水也会湿透内衣。但学会了三轮车，周末家里买蜂窝煤也不用求人了。工作很辛苦，但我们都不讲条件，很自然、也很乐意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。我和王应华是同时调到图书馆的，也是当时是最年轻的工作人员。我们都有各自的专业岗位，但人手不够，白天干完本职工作，晚上还轮流去阅览室值班。每逢搬书移库，还得奉献周日。除了馆里的同事需要加码，有时我还会抓着别部门的人来帮忙。有一次在整理书库时，我发现书架顶上还架着木板，上面垒着好多旧的报刊杂志，是原湖州师范学校图书室留存下来的，其中如 《人民文学》、 《新建设》、《新观察》等都是从50年代开始积累的。这些杂志都用纸捻装订，封面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刊名、年份和卷期数，看到图书馆前辈这么认真的工作成果，不由我肃然起敬。这些报刊资料于教学很有用，但依我个人的力量对付不了，于是我就拉了宣传科的沈鉴辰帮忙。小沈与我年龄相差不远，但我俩还有一段师生之缘，他毕业以后我们成了同事，还是室友。因此我请他帮忙，他也没有二话。我们利用晚上时间爬到书架上面，将这些旧报刊翻下来。这些报刊后来通过分类整理，重新装订，成为珍贵的馆藏资料，很受师生欢迎。

    回想过去，再看现在：巍峨的大楼，宽敞的阅览室，现代化的工作条件，感慨之余也深为社会的进步，学校的发展，图书馆的兴旺感到由衷的高兴。 

（校史研究室供稿 王增清执笔）